之供，两千两百七十两。里甲军需银，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。工部额外坐派之供，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。户部不时坐派之供，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，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，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，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，隆庆年间方才停止。工部不时坐派之供，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。
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，这不是常有的，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，两万两。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，一万两。事后则止。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，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。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，其余都是年年征课，从不曾停。”
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，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，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，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，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。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，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，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，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，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，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，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！
当然，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，有东南抗倭，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，所以摊派尤其严重，但是，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，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？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，收税最多的年份，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！而更加可怕的是，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，却渐渐相袭为永制，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。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，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，但也比正项赋税高，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。
“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，还是这岁贡和坐派？可怜啊，民间乡宦富民，朝堂诸公老大人，谁都不敢动这个，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，所谓永不加赋，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，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。帅先生，你是Jing通算数的人，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！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，赋税不到县，只到府一级分派，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，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，余者皆入公费，账目混乱，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！”
第六四二章 残局和善后
“我当然知道……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。”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，声音恰是苦涩得很，“就比如说是挑夫，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，哪怕能够减少半斤，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。汪公子，朝三暮四的故事，用在寻常百姓身上，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我只想争一争，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！我现在根本不知道，将来该怎么办？”
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，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苦笑道：“不是我泼冷水，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。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，我贴补你银子。要是老家不想回去，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，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。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，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，又庸碌贪婪，不得人心，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，我就拦不住了。走吧，立刻就走。”
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，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，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，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，他因此分外失落。然而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，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，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？
“我听汪公子的。”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，随即在沉默片刻后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我去杭州。”
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，对于从小在歙县，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，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。语言不通，亲戚如同路人，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，不是送上门的笑柄？
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，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。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，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耿于怀，得知人吐血晕倒，立时以薛超病重为由，传令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。本是监生出身的这位喻县丞从前被薛超压制得很惨，甚至之前去迎接帅嘉谟回城的时候，都是赵主簿出面，没他的份，可如今却突然得到这样的机会，那感激涕零就别提了。
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，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，熬满资格后，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！
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，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，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，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，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，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，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。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，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，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，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。
“二尹，家父说，近来若是有送礼的，